“因其俗而柔其人”思想忽必烈实现了大一统疆域，自然无法回避不同环境孕育而生的多元文化。忽必烈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形成了“因其俗而柔其人”思想。

据《元史·释老志》记载，忽必烈征服西域后“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因其俗而柔其人”起初为其治理西域的思考，逐渐深化为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中的基本方针。

一、经略吐蕃、云南

忽必烈对吐蕃、云南地区的经略实践，是其“因其俗而柔其人”思想的典型体现。

1.吐蕃地区

是在忽必烈时期刚刚被正式纳入中央版图的地域，由于缺乏可借鉴性治理经验，忽必烈初期依托与萨迦教主八思巴结成的宗教师徒关系来推行治藏方略，其“因其俗而柔其人”思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给予八思巴极高的政治地位。

先是忽必烈八思巴尊为“国师”。八思巴不但获得了一切宗教，事务管理权，还有权处理吐蕃政务；至元七年（1270年），八思巴因制蒙古新字有功而获封“帝师”。

二是建立政教合一的萨迦地方政权。八思巴被尊为“国师”之后，忽必烈便委派他返回吐蕃建立地方行政体系。

同时，封八思巴之弟恰那多吉为“白兰王”，令其为西藏总管

2.云南地区

云南地区是与中原王朝联系较早的地域，毋赋税、赐王印、“以其君长治”是追溯至西汉的相对稳定的王朝治理模式。忽必烈经略云南，其“因其俗而柔其人”思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联合与优待地方势力。忽必烈通常将西南各总管府、宣慰司、宣抚司等行政机构长官交由可信任的地方首领担任。

以大理段氏为例，段兴智去世后，忽必烈复赐虎符于段兴智之弟信苴日，命其“诏领大理、善阐、威楚、统失、会川、建昌、腾越等城”。

二是参用土人。

土人为官是忽必烈维护西南的特殊手段，通常分两种情况：其一，在西南专门设立“蛮夷长官司”作为机构补充，其官制“达鲁花赤、长官、副长官参用其土人为之”，这是元朝普通行政机构不曾出现的情况。其二，针对鞭长莫及的偏狭地带，另设官职任用土人。

二、治理南北汉地

忽必烈蒙汉杂糅、南北异制的治汉措施，是“因其俗而柔其人”思想的本质体现。《即位诏书》中提到“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

今日”，说明忽必烈明确意识到治理汉地应当别于蒙古旧制，这是中原儒士思想引导的结果，也是他以汉法治理邢州积累的经验。

所以即位前后，忽必烈积极改行汉法：其一，立年号“中统”、“至元”，改国号“大元”；其二，建开平府，筑中都城，“建宗庙宫室”。

其三，立中原朝仪，定内外官制，内有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外有行省、行台、宣慰司；其四，立司农司，颁农桑之制；其五，兴儒学，置儒学提举司。

忽必烈通过上述举措成功实现了游牧政权封建化的转型，但他对治理南北汉地的思考远不止如此，分两点论述：

1.蒙汉文化二元杂糅

与北魏、辽金的汉化政策相比，忽必烈在汉地保留了大量蒙古旧俗，对蒙古文化持保护态度：

第一，分封采邑。蒙古追求“各分地土，共享富贵”，在漠北草原盛行分封；灭金之后，窝阔台将“裂州县赐亲王功臣”的做法推广至中原汉地。

耶律楚材阻止未果，提出“朝廷置吏，收其贡赋，岁终颁之，使毋擅科征”，限制采邑肆意暴敛掠夺，诸王在封地内便有了“五户

出丝一斤……皆输诸有司之府，视所当得之数而给与之”的“汤沐之资”，即为岁赐。这是耶律楚材向蒙古制度的妥协。

第二，由于采邑不设府州，在中原造成“各有所主，不相统属”的混乱局面，忽必烈即位后，曾经做出“罢诸侯世守”的尝试，但其目的仅为强化集权统治，并未改变对采邑“又各益以民户”的纵容态度。

第二，科差。蒙古最初的科差一曰丝料、二曰包银：丝料源于窝阔台对采邑岁赐的规定，由此可知，采邑民户需要承担两份丝料，分别赋于官府和采邑诸王。

第三，包银之法本为真定（今河北石家庄境内）守臣迫于“数敛烦民”压力而采取的“会其岁费征之，以纾急一时”①的应急措施，忽必烈另征俸钞的做法将本该输出于公的官员俸禄摊派给各地民户，给中原地区造成沉重负担。

所谓丝料、包银、俸钞科差，实际是给草原旧制沿袭而来的的抢掠征敛行为披上了制度化外衣。

第四，蒙古新字和蒙古语。忽必烈崇儒不崇汉，对儒学经典和边奏敕令都是转译为蒙古语讲解而习，曾“敕（赵）璧习国语，译《大学衍义》”、命管如德习国语“为朕言之”。

非但如此，忽必烈还命八思巴创蒙古新字；至元八年（1271年）改国号“大元”后，立刻下令建立京师中的蒙古国子学，教习“随朝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歹官员”，次年置诸路蒙古字学，以“译写《通鉴节要》颁行各路，俾肄习之”。

至元十九年（1282年），忽必烈在诸路府州专立蒙古字学官，“以国字在诸字之右”而置蒙古字学官官阶高于儒学。可知，忽必烈崇儒并非视儒学为根本，仅将其作为多元文化不予否认的组成部分。

2.南北汉地治理差异

南北统一后，忽必烈在原南宋境内增设行省、立宣慰司、改路府州县体制、任达鲁花赤，将北方分封采邑、诸色户计及其管辖机构也移植过来，粗略实现了南北汉地的治理整合。

但在赋税制度、军户待遇、刑法制度等涉及到切实利益的问题上，南北双方还是存在很大区别。以赋税制度为例：第一，科差。

《续文献通考》记载，至元十八年（1282年）“以江南民户拨赐诸王贵戚功臣，食其户钞，至二十年正月，勅诸王公主驸马得江南分地者，于一万户田祖中输钞百锭，准中原五户丝数，谓之江南户钞。其后累朝常以是为分赐。”

可以推断出，忽必烈平宋后按例将江南民户分封给诸王采邑，不同的是北方直接纳“丝料”实物，南方则以中原五户丝数折算为银两，以银两代之，“丝料”科差行于江南便称为“江南户钞”，这是忽必烈遵循南宋纸币通行的现状而采取的科差举措。

另外，江南“包银”数额低于北方。郴州路（今湖南郴州）总管王都中曾因“包银之法，户不过二两，而州县征之加十倍”责之，可知江南包银不过二两，而北方包银定为四两。

同时反映出，包银虽有定制，郴州官员却肆意剥削重敛，这在整个江南地区的包银问题上仅是冰山一角。

第二，税粮。《元史》记载：“……其取于内郡（北方）者，曰丁税，曰地税……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

第三，北方税粮丁税、地税以民户为本，验丁或验地标准按诸色户计划分，即“工匠僧道验地，官吏商贾验丁”，各丁税、地税征量又分全科户、减半科户、新收交参户、协济户四类，输纳之期为每年十月至十二月。

南方则行秋税、夏税之法，夏税纳毕于六月，秋税毋过十一月，仿南宋摊田亩而征，按田亩质量高低分“三、二十等”。

此外，北方征粮统以“粟”计，史料记载中未见可折换之法；南方则依宋例“折输绵绢杂物”或“输米三之一，余并入钞以折”。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忽必烈并未在汉地彻行汉法，其真实用意是以蒙汉杂糅的方式缓冲汉文化对蒙古传统的冲击，进而实现以蒙古为内核的集权统治，这与北魏、辽金时期的“以夏变夷”存在本质差别。

在南北汉地的异制问题上，也就不难理解忽必烈为何不急于实现制度的整合。

因为不论是中原地区还是江南地区，都只是忽必烈政权的组成部分之一，只不过较之于吐蕃、云南而言，在地域和人口上占据更大比重而已，所以，忽必烈对汉地的治理可以看作他“因其俗而柔其人”思想的本质体现。

这一思想真实反映了中原儒士群体和忽必烈在思想上的关联性与差异性。

结语

儒士群体的民族关系思想始终局限在“中国之道”，忽略了蒙元政权疆域辽阔、民族结构复杂的既定事实和统治者强化各地实质性管理的意图，所以他们的思想不能完全适用于包括内地和边疆在内的全部疆域。

而忽必烈的成长经历带给他扩张领土的政治欲望和多元共容的文化观念，形成了以蒙古为内核、多元民族共容的思想，自然有别于传统的中原秩序。

但为了争取汉人势力支持政权统治，忽必烈又必须在汉地落实“因其俗而柔其人”思想，实现“附会汉法”的治国规摹。这便造成了中原儒士和忽必烈之间的思想关联性和差异性，即忽必烈的民族关系思想受到中原儒士群体的极大影响，后者甚至成为前者融汇贯通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儒士群体维护“中国之道”的本质不会改变，就不可避免地与忽必烈维护蒙古人、钳制汉人的出发点相悖，这始终是二者思想上难以调和的利益切点。